[何新]1990年何新给高层的施政建议及某左派的点评
发布于 2009-05-08 08:50
以下引文据何新《为中国声辩》一书：
一、《致国务院领导的一封信》该书第212（2098）页
何新：在政治和国际问题上，我有以下看法和建议：
1.据我观察，美国国会与总统的所谓矛盾，实质是战略设计者与战术实施者的矛盾。布什并不亲华，对中国人也没有特殊感情，他与国会都是唯恐不能早日拆散中国的。只是国会考虑的是长远性的根本战略意图，而总统和国务院考虑的是以现实利益为主而已。
2.贝克来华谈人权和要中国放人，我认为可以参照方励之的前例，将一些人（王、包、陈）交给美国带走，但条件是若干年内不许回国。这种让步，正如已经采取的一些对美让步和美国明目张胆干涉中国内政一样，无疑是辱国的，是国耻。但鉴于目前的国际局势，似有必要暂时把这一辱和耻吞下去。但在国内，要对人民说清楚，应在人民中逐渐培养起敌忾和雪耻的爱国心理，则坏事也能变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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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自如风评：“韬光养晦”的出现和加强是否就源于此、是否在学习汉朝的和亲？春秋战国到二战，哪个大国的妥靖政策激励了国民“敌忾和雪耻的爱国心理”？难道是学越王勾践的卧薪尝胆——但中国没有亡国啊，何新难道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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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新：同时为杜后患，我建议尽早制定《维护国家安全和紧急状态法》，建议取消反革命罪（不给西方“政治犯”口实），而以宪法和刑法的精神，作为防范和惩治今后动乱的法律武器和准绳（此外，是否可以考虑在刑法中增补设置“驱逐出境”（放逐）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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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自如风评：“友邦惊诧”就这么重要么？即便要取消反革命罪，出发点也决不应在照顾西方的感情，而因是“反革命罪”量罪过虚，有被滥施之虞。今日的“放逐”，似乎属于把间谍和叛徒放虎归山，徒增潜在汉奸信心，与历代王朝的“流放”内涵谬之千里：历代王朝的“流放”之所以有效，是因为边疆恶劣，与今日根本不同。此先例一开，我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长城如何还能长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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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新：中美关系，我国目前处于被动地位。原因是我国缺少制约美国的经济、政治和外交手段。而美国则以贸易和贷款为武器，不断干涉中国内政。为此，我国外贸的多元化方针应加速实施，并力求早获成效。以尽早摆脱出口依赖美国市场的局面。外贸方针，应注意不以小利而不为，这是日本、台湾出口成功的经验之一（很不理解为什么对东欧出口，国家外贸不作，而由“洋倒爷”作。近年台湾、韩国对东欧市场的开拓进展神速、值得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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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自如风评4：毛泽东时代“白送欢迎，买卖可以，交换内政绝对不干”怎么就能作到，反而伟大的“改革开放”开始了却让敌国仅仅用“贸易和贷款为武器”就可以“不断干涉中国内政”？内不能整合全体国民利益的资本主义改革导致民心背离，外“韬光养晦”对第三世界的被压迫苦难大气不出导致穷朋友疏远，是真的“众叛亲离”，如何还能有“制约美国的经济、政治和外交手段”？所以不能摆脱美国的“贸易和贷款为武器”，所以用内政交换这个“贸易和贷款”？
二、鼓励知识分子专业化
何新：我们注意到，1989年动乱中知识分子的表现是有一种规律可循的：
专业素质较强的知识分子，在政治上即相对地比较稳定。专业素质较弱的知识分子，则政治态度亦比较不稳。
所以中科院稳定于社科院。社科界则老的稳定于中年，中年稳定于青年。从事基础科学和技术科学（即所谓“实学”）的知识分子，稳定于研究效果较难审核鉴定的文学、哲学、政治学一类较抽象学科的知识分子。
有鉴于此，建议国家应制订政策，鼓励和倡导知识分子走务实和专业化的道路。鼓励知识分子发展成学有专长和学有所用的专家。
从国家长治久安着眼，不宜鼓励各行各业知识分子都来从政议政，而尤不一提倡徒发空论，并不能解决任何实际问题的政治清谈风气。
（由自如风评：也许这是“不争论”的原型，“莫谈国事”的现代版。毛主席说95%的群众是好的，要“又专又红”，而何新为“国家长治久安着眼”，认为“红”是不可靠的，鼓励“专”就可以了。
老田在《八、文革的损益对比问题：到底是“好得很”还是“糟得很”？》说得好：〖邓力群说毛主席高估了群众的觉悟和组织程度，这是要“毕其功于一役”，若不能“竟全功”则不如不开始。邓力群本人支持一种“官僚本位的公有制经济”，民众的大民主参与极大地拉高了管理者承担的管理成本，他要求一种“低成本”的“走社”方案。现在有的精英认为青年人已经去政治化了，不再关心政治而上街游行，所以中国的未来很乐观，精英们可以实施低成本无振荡的“走资”方案。虽然方向不同，需要的未来道路不一样，官僚精英群体和知识精英群体中间都有人愿意选择“低成本”，一切参与的扩大都带来管理高成本甚至社会振荡。否定大民主和群众参与，永远有一个好理由：带来了管理的高成本和不确定性。〗）
何新：我谬以为国家民主建设宜着眼于有实效的常规制度的不断改良。七嘴八舌、众说纷纭只能乱政而并非真正的发展民主。
（由自如风评：何新翻译的《培根论人生》，《论养生之道》中说“大自然中好像存在一条规律，就是改革一部分不如改革整体为好。”另何新有言，大意是“一个政策如果不能经过充分的讨论而加实施，那就只有交给命运的惊涛骇浪了”。何新本处的观点似与另一些思考完全矛盾。）
何新：建议国家当目前财政困难之际，压缩、冻结、撤消或合并各类文艺奖金以及那些对国计民生无显著实际效益的社会科学奖金（此类奖金可在将来已经国富民安时再行设置或恢复）。
同时，建议国家在自然科学和应用技术领域（特别是农业科学、技术改良和领先学科方面），大张旗鼓地设立、颁布多种形式的奖金。也鼓励有条件的企业设立类似奖金，以示鼓励和引导。
（由自如风评：今日发展的状况与此设想差别很大，某些知识分子完全是某些“有条件的企业”也就是利益集团的喉舌，而基础研究因其长期性导致时效性差，是难以得到合理的资源支持的，效益挂帅，取消稳定的政府支撑而用“多种形式的奖金”，导致今日难有新方向的基础研究。今日的“评审”和“项目申报”所造成的文化恶果和技术戕害，百倍于所“浪费”的那几个钱让少部分人有饭吃搞基础研究。）
何新：建议国家改革（应作为政策专门考虑和研究）知识分子的工资制度。拉开级别档次，对科技知识分子中的高级专家，应给予特殊待遇，工资档次应高于政府官员。
还可以考虑以某种附加工资的形式，适当体现对从事生产及经济建设第一线（包括农业）及科技、教育战线知识分子的特殊优遇（调离即取消）。
（由自如风评：文革批判“物质激励”，也许并非完全没有道理。某些由“特殊待遇”鼓励和培养出来的“科技知识分子中的高级专家”，不仅当上了学霸，把自己卖了个高价，还敢在“专家会”上信口雌黄，比如广东某煤矿刚由专家考察完没有安全问题就发生大透水而死人，运沙船就撞倒的九江大桥没有建筑问题。“又红又专”似比何新的本建议更适合中国国情。）
何新：通过以上政策，有导有塞，既可使知识分子有尊荣感，又可看到并非只有从政作官，才有出路。
历史经验表明，知识分子的安定，对于社会的思想政治稳定极为重要。而1949年以来中国多次动乱、动荡，常与知识分子政策的失误有关。
以上对知识分子的施政方针，在中国历史上曾为贤明的政治家所注意。而在现代西方，其对专家的政策也有相似之点。对此，可以作一些专门的研究。
顺便指出：近年舆论界鼓吹所谓“从政热”。在政治组织上，也时时打破政治官员的循序渐进、论功行赏、有序晋升的常规考绩制度。此举虽在个别情况下有助于不拘一格和破格用人，但在较多情况下亦造成官员幸进的后果，给野心者以政治期望，不利于长远政治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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