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新]《论中国历史与国民意识》
西纳河 发布于 2008-09-22 15:06
何新的史学研究(转载)
何新新著《论中国历史与国民意识》
【编后记】
何新的史学研究*
戎 骅
何新为当代中国著名的政论家、国际战略评论家，也是著名的经济学家。然而就其三十余年治学经历以及治学的旨归而言，我以为何新先生首先是一位历史学家。其研究领域博涉上古史。先秦史、秦汉史、宋史、明清史、近现代史、世界史、学术思想史、比较文化史、人口史、农民战争史、史学理论、史料学、语言学史等诸多史学领域。
近二十年来，其论著对于当代中国史坛及史学理论所带来的冲击、震撼、影响之重大深远，绝无仅有。其用力之勤，考索之深，成果之宏富为一般研究者所不可企及。其研究视野宏观至宏大，微观至精微。最初发轫于历史哲学，由博返约，终结硕果于史学、经学。
然而，这样一位才华横溢，思想深遂的杰出史论家，早年却曾经被逐出当代史学之"教门"。因此我们觉得有必要将其史学研究的一些重大成果结集出版，奉献给当代史坛。其功过是非，自可留待后人去评说！
一
本书书目新颖、别致、饶有新意。其开篇将"历史学与国民意识"联系在一起，单就这一命题的提出，已横亘古今，启人深思，极富开创性意义。
历史学、历史研究是干什么的？即史学研究的功能是什么？说来是老生常谈，但真正弄明白其实质含义又谈何容易。
何新在本书开宗明义，强调历史学与国民意识直接相关，历史学从属于国家的意识形态。认为历史学可以塑造一个民族的历史形相，影响一个国家的国民意识。何新以日本历史教科书事件为例，指出日本政府为什么如此重视中学教科书的编纂工作，而不顾周边邻国的抗议与反对，始终对其国民隐瞒、纂改历史上侵华、侵朝的历史真相，就是为了塑造日本的国民意识。
为了塑造民族意识、国民意识，首先应当统一对民族历史的认识，此为国民意识的最基础的层面，其次才是新闻媒体的传播，再其次才是大学的讲坛、讲义和史学研究。正是从这一立国之本的政治学视角观察历史学，何新提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因为死人的历史是要由现实中活着的人去诠释的。而活人眼睛里的历史，是受活人的视角、方法论、经济利益。政治信仰制约的。同一历史人物、同一历史事件，出之于不同观察者，在研究中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所以，历史学想要完全摆脱政治的束缚只能是史学家们的一厢情愿，几乎是不可能的。何新以陈寅恪为例，指出：陈氏一再标榜他不依附于任何政治势力，绝口不谈革命，既不从蒋也不从毛，但讲隋唐制度渊源，却仍不能不从阶级（门阀）利益集团去分析，实质上仍受影响于马克思所代表的阶级分析思想。
毛泽东为什么重视历史？何新说，除了从历史经验中汲取运用于当代的大政治智慧之外，毛泽东也是从历史学塑造政治意识形态，形成国民意识的宽阔视野角度来观察、分析历史的。毛泽东善于从中寻找、发现治国韬略，御国之术。所以，一个国家成熟的领导集体总是非常重视历史学意识形态的。
何新指出，美国、英国、法国、日本对其本国历史、本民族文化不容亵渎的重视，远超过一般中国人之想象。
何新在《思考》第一卷中曾深刻论述：
"国家意识形态是超越理性的，它是一种政治信仰，它不接受追究，不接受质询。但是，它要求每个公民必须承认它，接受它。""它不一定真实，也不必要求它一定是真理?quot;这一认识，已经超越了史学研究范围，超越了学术价值。而着眼于重建国民意识、国家意识形态。
事实上，自80年代后期以来，因传统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崩解，东欧国家社会结构的突变，以及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性的经济政治变革潮流，对人们心灵带来的冲击和震荡，造成的信仰危机是极其重大深刻的，意识形态问题已成为当代关乎民族存亡，国家根本的大问题。故何新说：'中国所面临的真正危机，主要不是经济危机，也不是由于腐败导致的政治危机，根本危机是由于意识形态与现实分裂造成的精神的危机、价值的危机。信仰的危机?quot;
如何摆脱这一危机呢？
何新说，必由出路就是，对全民族进行爱国意识和国家利益意识为本的历史教化，以重构中国历史及政治意识形态。何新呼吁我们的史学家要关注史学研究的这一重大责任，肩负起这一重大历史使命，召唤知识分子的学术良心。
诠释历史当然就是为了重新诠解现实。诚如何新所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二
在专门的研究领域，何新也有诸多前人未发的重大发现：
1.早在80年代之初，何新即以惊人之胆识，以深厚的马克思主义学养，否定了斯大林的五阶段的历史公式。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个个公式。他指出，这个公式既不符合马克思本意，又不合中国历史之实际。由于此文，1983年何新被逐出了史学研究的教门。
但现在回头看，只有打破这个公式的束缚，才能使人们理解到，在共产党领导下从事市场经济性质的改革，并非由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的逆转和历史倒退；从而才能摆脱左的意识形态对于八十年代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束缚。
2.早在80年代初，何新在上海的一次文化史演讲中，开"文化热"先河，引领一时潮流，提出许多论点，对思想解放、文化启蒙导夫先路。何新此时更多关注的是中国文化封闭性的负面影响。
其中一些著名观点被"河殇"在解说词中大肆抄袭和肢解（如关于著名的长城四合院与封闭文化心理之关系）。但他们有意漠视何新关于中国古代文化亦具开放性论述，特别是关于中国文化会发生全面复兴的预言和展望，而构拟了一种中国文化悲观论和否定论的伪史体系。为此，何新又撰文对他们进行了尖锐透彻的批评（见本书《论"河殇"》一文）。
3.何新是"陈寅恪热"、"顾准热"最早的始发动者。早在80年代初，当陈寅恪、顾准名字尚不为学界多数特别是中青年一代所知时，何新即在《读书》杂志撰文，阐述了"陈学"与乾嘉朴学的渊源及"陈学"的价值，并以之与西方现代语言阐释学进行了比较。
他最早著文评论顾准的史著，着重探讨了顾准史学方法论的政治涵义，使本来沉寂的两位大师死而复生，从而引发了后来史学界的研究热潮。
4.文集中《论康谭》一文，气势恢宏，排山倒海。其中对谭嗣同本人与佛学关系的分析超越前人。文中认为谭嗣同之所以能为变法舍生取义，其献身精神源于佛学的宗教力量。
八十年代，何新正值盛年，该时期文章多一气呵成，哲思缜密，锐不可挡，有一股不可征服的逻辑力量。
5.何新在考古学方面，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建立一门"考古神话学"。他认为，远古神话不同于晚近的文人自由想象的文学创作。神话就是远古的历史，神话具有现实主义的基础。神话研究的目的，是找出其隐藏在荒谬神异的表层符号背后的文化和历史真实意义。
他在《诸神的起源》中提出中国上古存在系统的太阳神崇拜。认为这种太阳崇拜的基础是远古的历法学。这种怪论，引起了一时轩然大波。遭到《历史研究》、《中国语文》等权威杂志的严辞批判。但现在此论在考古学中几乎已成共识。
何新长于运用多学科的考证，揭示传说中的龙、凤都不是神话式想象综合创造的神异怪物，而是具有真实生物原型的鳄鱼和鸵鸟。他考证楚帛书，指出这是古中国一部关于宇宙起源的开天辟地神话。何新对《易经》、《老子》、《楚辞》的研究均独辟蹊径。他的许多新说初提出时常被学界所惊异而反对，但后来却常常被广泛剽用而流行。
6.自1983年后，何新多年来一直沉浸在乾嘉朴学及黄侃、章太炎等人的著作中，下了苦功，并撰写了大量读书笔记。近几年间，何新沉潜上海竹园，完成了对《周易》、《老子》、《尚书》等多部古籍的重新整理与注释。他发明的许多新义给人石破天惊、凿开混沌之感。《何新古经新解》等系列新著，正是在这些学术札记的基础上加以整理、研究完成的。
在即将出版的《尚书》研究中，何新批评了以《尚书》研究而享名于史林的顾颉刚先生，何新认为顾颉刚不懂朴学，所以他没有真正弄懂《尚书》真义。何新对"古史辩"派的疑古理论甚为鄙薄。反之他对孙诒让等清儒的研究评价很高，认为清代朴学的重大成果，至今仍被忽视。
何新在本书关于《尚书》的评论中指出，《尚书》浓缩了5000年中华文明中的传统政治道德基石的核心价值。长期以来，不为现代史学所重视所理解，甚至目之为"伪书"。以至今人多认为商周时代政治不成熟，以近乎半"野蛮时代"和"巫史文化"的说法诬蔑之，这都是因为根本没有读懂《尚书》。
7.何新认为，我们对中国古代史有必要给予全面之重新审视。农民起义和阶级斗争不是历史进步的决定性动力，决定性的因素是经济力量。中国历史并不是农民起义与皇权更替的交互循环。而一些农民起义与民间蒙昧邪教有关，反而是历史中的破坏性力量。
8.何新近年来全神贯注于战国秦汉历史之研究。朝夕披览《史记》、《左传》、两"国"（《国语》及《战国策》）、《汉书》。年初他曾要我准备一批材料拟编纂一个《汉武帝年表》。我两周内主要据《汉书》"武帝纪"匆匆草就万言约十纸赴命，缺憾甚多。未想到其后何新竟充实以大量史料，乃成本书中五十页约十万言之力作。于表中撰写大量批注，往往发前人所未发。其阐述建元新政、汉初儒道斗争之政治背景，以及认为《淮南子》是一部谋政变之书，董仲舒"天人论"具制约君权涵义等；都为前人所未言，可谓发千古之覆。
9.何新热衷于朴学、语言训诂学之研究，每发现一个字的新解，其兴奋之意，溢于言表，我每次与之接谈印象颇深。近年何新闭门读书，工作时间表安排甚紧，阶段性目标绝不延误，数月不见，必有新作。其治学精神令人感佩！
以何新之才名及其人之实力，本来早可以悠哉游哉地过一种休闲的生活。然而何新总觉得时间不够用。曾对我说，天若假我时年，我要对《诗经》、及古"礼学"给予全新的解释。
三
何新尝言，当代史坛，是用独断论、传统的陈旧思维方式研究社会科学的最后的、最顽固的一个堡垒。其根源一是20世纪初之"疑古"学派，二是独断论即阶级斗争决定论的一元史观。
已故著名历史学家邓广铭先生亦曾经说过，以阶级斗争论研究历史，并不是百花齐放，只能是一花独放。又说20世纪现代史学只有"五朵金花"。所谓"五朵金花" 即农民战争史、古史分期、资本主义萌芽，亚细亚生产方式和清官问题等五个专题的讨论。当代中国史学论坛，曾经以这样五个话题讨论为时髦，竞相驰驱，而其方法多为片面绝对主义之"独断论"。而其结论至今仍渗透在中小学课本中，大学人学考试的试题中，甚至研究生的教学中。这种看法反映了老一辈史家对20世纪旧史观的反思和觉醒。而何新则是率先突破了这种旧史观和方法的思想前锋。
因史学研究的自身特点，一些旧式史学家虽不悟乾嘉学术真精神却剽拾斯斯细节于家学门户之见。提出"你不读遍某一中国断代史的全部史料，你便没有资格撰写该断代史论"。这里我们暂且将这些"大师" 自己是否真的像毛泽东那样认真读完二十四史、《资治通鉴》或者像邓广铭先生、漆侠先生真正通读了宋史的全部史料搁置不论。这一要求，形成限制研究资格的森严门户性。于是有人倡导皓首穷经，"板凳要坐十年冷"，以之作为史学研究者治学的座右铭。年龄家法成为了治史的必要"资质"。
在这种不成文家法下，各个断代史，都塑造了某些所谓权威。而唯"权威"马首是瞻乃成史界之风尚。于是历史学师承有自，传承有绪，其学说，其学风有一脉相承即近亲繁衍的特点，不仅形成森严的门户之见，更生出许多伪学之怪胎。此其为史学顽固性之表征也。
因此，在中国史坛立足，没有"十年媳妇熬成婆"的忍耐力与决心，是断断乎不可能的。这也正是当代中国史坛蛇行龟步，陈陈故态的症节所在。理解了这一点，也就理解了中国史坛为什么"大师"如此之多，而学术面貌则一直陈陈相袭的原因。
何新自80年代以来的史学研究及其成果足以表明，他是敢于突破这种种清规戒律和门户之见的孙悟空。
刘知几论史学认为必须兼具德、才、识。何新认为，"史德"就是必须高扬民族文化和国家利益。至于他的才和识，则久为学坛所共见，何须我在此赘言？不具备一种过人之胆、过人之学。过人之识，便难以解释，何新何以能在艰难的治学环境下，冲破层层阻力，最后终于攻克了顽固的史学之"堡垒"，从而做出了一系列惊人的成就与发现。
四
何新的史学研究方法及部分结论，仍会遭到传统史学某些恪守门户者的责难与非议。以何新的才智毕力于某一断代史研究，一定会做出无与伦比的成就，但那样一来就不是何新了。
何新并非不注重史料学。这一点我们从本书之"屈原年表"与"汉武帝年表"可窥其大端。其目光之宏大广博为一般史家所难以比侔。何新并不是以"六经"注我的主观之徒。但也不是我注"六经"的章句腐儒。他以精湛的微观研究为基础，所寻求的是达观与汇通。
何新的史识是他史学研究最闪光的地方。在近现代史家中，能如他那样打通哲学、宗教（佛）学、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甚至古生物学及经济学等诸多学科领域，统一作壁上观，遂令万法贯一，宇宙会于一心者是罕有其俦的。余编撰此书后谨赞之曰：
"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万法汇于无量法，通识结晶菩提心。
一代文章两司马，贾生奇谋著《新书》。每于变法多推动，功成身退是醇儒。
读毕此书，相信凡不持偏见者皆不会不叹服其广博于深刻。何新何新，斯人斯言何其新也！诚一代良史、一代奇才也！
2002年 6月 18日于北京客中
|